首先需要澄清概念：我讨论的并非科幻作品中那种从非生物形态中觉醒的理论智能——具备感知能力的超级计算机。那种人工智能尚可在理论真空状态下进行有限度的探讨。我所指的是作为商品的人工智能。那些通过新闻稿和演示视频日复一日向我们兜售、被植入各种服务平台的人工智能产品。
从根本上说，人工智能关乎金钱。它建立在承诺之上，并通过这些承诺获取投资。仅凭承诺本身就能塑造未来——并非因为这些承诺必将实现，而是因为足够坚定的巨额资本足以扭曲现实。当企业以”称霸人工智能领域”的承诺募集数十亿资金时，他们不仅是在预测未来，更是在制造未来。
最高层次的风险投资，从外部观察更像是反竞争的勒索而非金融行为。即便这些投资仅集中于少数企业，也足以重塑整个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系，无论这种投资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需要明确的是：投资人工智能的科技巨头们并非单纯应对市场力量，而是在创造、定义并掌控市场力量。从来没有人主动要求人工智能，我们只是被告知必须接受合作。
这表明资本主义与人工智能一样，早已不再是关于自由市场与竞争等美好整洁概念的理论模型。现代资本主义的现实揭示：它至多是一个被操作者赋予倾向性的中性系统。看不见的手之所以隐形，并非因其具有魔力，而是因为我们本就不该看清这只手究竟属于谁。
您希望我指名道姓？恕我无法尽述。这正是关键所在。人们很容易谴责那些被反复灌输给我们的CEO姓名，但在他们背后，存在着我称之为”对未被攫取的美元与未被拥有之人的恐惧“——这是一个由特定人群组成的隐秘集团，他们似乎相信人类潜能的终极体现就是：占有全部资源，掌控所有权力，掠夺所有注意力。
我们正身处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真正有意义的竞争只发生在资本最雄厚的玩家之间，他们的角力摧毁了周遭的一切。当泰坦巨人在空中搏斗时，我们如同大都会中无人关注的NPC，在废墟间仓皇奔逃。
当资本积累到如此集中的程度，其权力便达到主权国家级别。这揭穿了所谓政府权力的戏剧本质。民族国家日益像是资本主导的全球体系中的地方加盟店。这为尚未经受过晚期资本主义堕落考验的政府体系埋下了根本性隐患。
当这种状况发生时，个人权力的缺失便暴露无遗——在聊天窗口、在浏览器、在屏幕前、在家中、在城市里、在州郡内、在全球范围。早期互联网那些备受赞誉的”民主”技术，早已让位于令20世纪独裁者嫉妒落泪的全方位监控与操纵系统，更不用说对规范和法律保护体系破坏的恐惧性妥协——这种妥协如同法西斯主义的寒霜，一夜之间便覆盖了整个文化领域。
人工智能加速了这一进程。它通过集中信息处理与行动能力来集中权力，在模型所有者与被建模者之间制造了前所未有的不对称。每一次与人工智能系统的互动都成为单向镜：你看到自己的倒影，而镜面另一侧的不可见实体却在了解你、归类你、预测你。
因此，当有人抗拒人工智能时，请不要认定他们是在顽固抵抗时代潮流。或许应该承认他们保持着逻辑思考能力，在自身与被视作机器中二进制符号的未来之间划清了界限。
对人工智能的抗拒不一定是卢德主义。这并非对进步的恐惧，而可能是对所谓”进步”本质及其代价的清醒评估。
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不仅需要形式上的权利。它要求对技术研发、部署与治理方式进行结构性改革。我们需要追问的不仅是”这项技术能做什么”，更要问”谁会从技术应用中受益”。
如果我们坚持在政治经济真空状态下讨论人工智能——仿佛值得追问的只有技术问题——这种对话就无从展开。关于人工智能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算法或功能，而关乎权力与自由。
脱离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与自由来思考人工智能，不仅是片面的，更是危险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蒙蔽我们认知周遭变革的真实利害，诱使我们只关注技术本身，而非掌控技术的体系及其部署目标。
我们能否构想出”良性”的人工智能？即分布式而非集中化、保护知识产权而非光速盗取人类创意成果、尊重隐私而非当权者窃听工具、有选择地部署于人类真正需要协助的领域而非消解人类存在意义的人工智能？（阿尼尔·达什对此有过精彩论述）或许可能，但这样的人工智能与我们现有AI赖以产生的体系从根本上无法兼容。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面临抉择：是放任其成为集中权力与财富的新工具？还是坚持维护人类尊严与自由？答案不取决于技术发展，而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集体承认人工智能的本质：它并非自然力量，而是根植于脆弱人类体系的、充满缺陷的人类选择之产物。
阅读原文：https://www.chrbutler.com/we-cannot-talk-about-ai-without-talking-about-capitalism?ref=sidebar